《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在论述《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时明确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交往方针的引领下，我党带领人民不懈努力，成功破解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包围与威胁，有力地捍卫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与安全。1971年10月，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开启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新篇章。至1976年，已有113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数字涵盖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逐渐被打破。这一切都为中国日后逐步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在现今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得以着手推进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这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我们理应铭记于心。”

“正因实现了上述诸多辉煌成就，中华民族方能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亦得以以全新的风貌，雄伟地矗立于东方之巅。”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当外国首脑莅临我国，他们无不急切地表达一个愿望：希望能拜会毛泽东主席。”

蓬皮杜：毛泽东改观世界

自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总统戴高乐便怀揣着访问北京的强烈愿望，渴望与那位已被神化的毛泽东一晤，“或许在未来的世纪，中国将崛起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然而，遗憾的是，由于1970年11月的突然离世，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到了1973年9月，戴高乐总统生前所期盼、同时令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应中国政府的热烈邀请，蓬皮杜总统进行了国事访问，从而成为西欧国家中首位在任期间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

“周恩来于1972年3月初在一次关于传达尼克松访华事宜及宣传报道问题的会议上表示：基辛格在上海的吹风会上曾言，尽管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仅见过一次面，但尼克松总统与中国总理的会谈中，总理的每一步骤都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因此实际上毛主席已亲自参与了此次会谈。他的说法与事实相符。”（见《年谱》第428页）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于中南海亲切接见了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于当日凌晨六时提交的关于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情况的报告，以及接待蓬皮杜访华的简要汇报。在报告中，周恩来阐述道：蓬皮杜此行访华，主要目的是在国内巩固其政治地位，他视能见到毛主席为无上的荣光。（详见《年谱》第497-498页）

“了解一些，但还不完全。”他感叹自己年事已高，曾深受官僚主义的困扰。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是一名小学教员，是形势所迫使他投身战场。他还提及，后来还曾与美国人一起在朝鲜战场上交战。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擅长游击战。在谈话中，毛主席还回顾了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成为西欧国家中首个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国家。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后，代为向所有他所结识的法国友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与蓬皮杜交谈。

蓬皮杜当时已饱受癌症的折磨，不幸于次年四月于巴黎离世。1998年三月，蓬皮杜夫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透露：“在蓬皮杜访华期间，他荣幸地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对此他深感受益匪浅，因为那时能见到这位世界级伟人的机会极为罕见。”

蓬皮杜访华归来，于巴黎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高度赞誉了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将中法之间的纽带形容为“友谊的长征”。

在蓬皮杜访华之际，中法两国达成共识，决定签署海运合作协议，并深化航空运输领域的合作交流。双方就辽阳化工合作项目达成一致，该合同总额高达12亿法郎。此后，这些项目均得以顺利实施。

惠特拉姆：毛泽东影响永恒

2014年10月21日，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被广泛尊称为“澳中建交之父”，与世长辞，享年98载。在他丰富的政治遗产中，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贡献尤为显著，其影响深远且持久。

1972年岁末，惠特拉姆在当选总理数周之际，毅然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正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10月，惠特拉姆正式访问我国，就此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澳大利亚总理。在此次访华期间，我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与其进行了会见。此后，惠特拉姆还多次访华，累计达到10次。

最令他难以忘怀、影响深远的，无疑是1973年11月2日那次与毛泽东的会面。到了2002年6月，正值中澳建交30周年之际，惠特拉姆受邀出席了一场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的提问，关于他对中国毛泽东主席的印象，惠特拉姆回应道：“他是一位博学且风趣的人”，并分享了一段他们交往中的趣事。在那次与毛泽东的会面中，他们无意间谈到了达尔文，毛泽东便询问澳大利亚是否有名为达尔文的港口。惠特拉姆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回国后，他经过一番调查，才意外发现，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尽管达尔文仅抵达过悉尼港及其周边地区，但澳大利亚仍有一个港口以他的名字命名，以此作为纪念。随后，惠特拉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解释了关于港口的疑问。这番经历让他对毛泽东广博的知识和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入了解深感敬佩。

1973年11月，毛泽东于中南海的书房中，亲切接见了澳大利亚的前任总理惠特拉姆。

1973年11月2日的会晤中，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堪忧。会面伊始，他便向惠特拉姆等来宾坦言：“今年我已迈入八十高龄，腿脚不灵便，行走颇为吃力，听力亦有所衰退……”目睹向来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在异国他乡的客人面前吐露如此衷肠，现场众人无不为之愕然。

惠特拉姆见到毛泽东精神矍铄，握手亦显有力，不禁赞叹道：“您看上去仿佛未满八十……”此言一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而笑。不久，双方在欢声笑语中迅速进入了会谈的正题。

毛泽东的聪颖才智、博学多才以及滔滔不绝的谈吐，给惠特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一点，从惠特拉姆所著《毛泽东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一书中，便可窥见一斑。

毛氏不仅掌控着世俗权力，更拥有精神领袖特有的威仪与风范。

他从未有过无话可说的尴尬，他的热情似乎与我如出一辙。

我们的对话涵盖历史、时下议题、亚洲事务、文学以及当代诸多人物。他对此了如指掌，对西方的动态了若指掌，并乐于就某些人物与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显然，交换意见的过程让他倍感愉悦。聆听一个来自异域社会的陌生人之言，对他而言，那种新奇的观点带来的刺激无疑令他心情愉悦，即便我的观点可能存在偏差。他的智慧深邃且洞悉历史，思维清晰而透彻。

毛泽东之身影与精神，仿佛已深深烙印于其国民的骨髓与心灵深处。

惠特拉姆如此概括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个人而言，我认为他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将流传千古。他无疑是当代及历史上最杰出的个体之一，所有证据都显示，他不仅赢得了人民的敬仰与追随，更是深受他们的爱戴。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他至高无上的信仰，并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与列宁并驾齐驱，毛泽东同样改写了世界历史，且仍在塑造着历史，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伟人之一。

附带一提。在探讨我国现状与前景的过程中，毛泽东坦陈其言，向惠特拉姆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所为之事，实属微不足道。”他指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正如美国总统所言，它被称为“潜在力量”，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此可知，我的努力成效甚微。（见《年谱》第502页、503页）

这些言论并未动摇惠特拉姆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的认知。此事实充分证明了惠特拉姆先生确是一位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

希思：他总从战略视角讨论。

在英国政坛上，希思无疑是新中国成长的见证者。在他1970年至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四年间，中英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始终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正是他推动了英中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

“英国没有理由不与中国全面建交。”令希思先生倍感欣慰的是：“当时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意见高度统一。我们决定推动英中关系的全面发展。我将这一想法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也表示赞同。”希思的见解与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英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日本和德国也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自1974年5月首次访华直到他2015年7月去世，希思一共访问了中国26次。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与毛泽东的两次会面。在希思眼里，毛泽东作为中国的开国领袖，统一了一个拥有好几亿人口的中国，并带领中国人民搞经济建设，功不可没。希思曾用外交界很少见的词“激动”来形容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 他说：“当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于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及其一行人员。

原定计划是，希思首相将于1974年1月访问中国，从而成为首位踏上这片土地的英国首相。然而，同年2月的英国大选打乱了这一安排，迫使他将行程推迟。大选的失利更是让他从首相的宝座上跌落，成为前任首相。即便如此，中方依然坚持对他的邀请。在卸任两个多月后，希思终于踏上了访华之旅。

1974年5月24日，毛泽东亲自审阅了周恩来于5月20日夜间呈报的关于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即将访问我国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到：希思将于今晚抵达北京，并将在京停留三天。在此期间，他已不止一次地表达出希望得到主席接见的意愿。（详见《年谱》第533页）

在此次会晤中，希思流露出“激动”之情，这一点从会面伊始的交谈中便可窥见一斑。

1974年5月25日的午后，毛泽东于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希思。双方互致问候之后，希思由衷地表达道：“能见到您，我深感荣幸，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接着，他补充说：“机场上的热烈欢迎场面令人感动，色彩斑斓，气氛热烈。”

“考虑到他并非现任首相，担心引发误会，影响现任首相的情绪。”毛泽东回应：“我还是觉得应当有。”周恩来立即回应：“那就在离开时增加。”负责记录的王海容问道：“难道不怕得罪威尔逊（即当时的首相——引者注）吗？”毛泽东坚定地说：“不怕！”接着，他转向希思表示：“我可是投了你一票的！”

得知前任首相将享有与现任首相同等的待遇，怎能不心生激动？希思听闻此事后，忍不住笑逐颜开，频频点头，整个会谈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浓厚的友好氛围。

毛与希谈得愉快。

“看到你们欧洲强大，我们由衷感到高兴！”

“然而，你尚未探访过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访时，务必前往一观。务必不要轻信他人的片面之词……尽管我们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必须正视，我国目前仍处于贫困之中。我国实现全面发展需要三十至五十年的时间，这种发展速度亟待提速，我们有必要探寻加速发展的途径。”（详见《年谱》第609页）

在希思的回忆录中，诸多篇章详尽记载了他与毛泽东的会面，生动描绘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与他进行的两次深入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国内政及国际形势抱持着一种务实的态度。与那些我常与之探讨或交涉的众多国际人士相比，他的观点清晰明朗，表达起来亦直率坦白。

他从不生硬地拒绝我的提问，亦不规避任何疑问。若我触及他不欲谈论的话题，他会礼貌地告知，此话题他不愿深入。每当我们在某个议题上意见相左，他便会指出，此刻该议题需重新审视。对于我们所探讨的每一个议题——不论是世界万象的种种，还是与我们两国之一相关的议题——我都觉得他提出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与同仁们充分商讨的结果。我深知，他们或许通宵达旦地围坐于桌前，对每个问题的正反两面进行深入的辩论。

不仅如此，我迅速认识到，他们采用的将领导人与外宾会谈的记录广泛传阅的做法，堪称我所见过的最为高效的制度之一。在此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够全面掌握最新的信息。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在于保障八亿人口——到20世纪末，这一数字可能增至十亿——能够吃饱饭，无需担忧饥饿，并致力于改善他们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

他常以全球战略的视野与我交谈。面对任何议题，我们皆不能局限于单一视角；必须全面审视，统筹兼顾。

自2005年7月17日希思离世以来，他赢得了众多英国政治领袖的深切赞誉。即便是他的首要政敌撒切尔夫人，也不吝赞美之词，称他为一位真正的“政治巨人”。

施密特认为，毛泽东乃是一位智慧超群的卓越政治家。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一位备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政治家与战略家，亦为中德关系的先驱与坚定推动者。他多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足迹遍布中国十几次。作为首位访问中国的联邦德国（即西德）总理，施密特更以独树一帜的身份，成为唯一一位与毛泽东主席会面的联邦德国总理。

“毛泽东将饱经战火、国力衰微的中国，重塑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街头巷尾人潮涌动，难以置信的庞大人流，他们身着几乎一致的服饰，上下班高峰时段，成千上万辆自行车穿梭其间。街旁排列着整齐的白杨与梧桐，居民楼阳台上摆放着不计其数的花盆，这一切共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温馨的画面。”

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施密特。

10月30日的午后，毛泽东于中南海的游泳池边寓所接待了来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邓小平与王殊亦陪同在座。施密特表示，西欧与北美携手进行的共同防御举措，已足以让任何意图向我们发动攻击、施加压力或推行侵略策略的人士深感此举风险极高。毛泽东回应道：“确实如此，然而展望十年、二十年后，形势恐将发生转变。若贵国在十年之内未能实现军事、政治与经济上的紧密联合，形成一个共同体，难免会遭受不利。欧洲的命运，终需依靠欧洲自身来掌握。”（《年谱》第618页）

施密特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张苍老的面容”，因而觉得“此次会面似乎仅是一场礼貌的寒暄，毛泽东的模样似乎难以支撑一场深入的交谈。”“然而，这种初时的失望却是误判。待我们落座之后——毛泽东起身时需他人搀扶——便迅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就身体而言，他无疑是身形佝偻。然而，他的精神却集中如一，思维依然敏捷。”

“他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他魅力独具，才华横溢，却也坚定且固执。尽管未曾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他却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引领我进入克劳塞维茨与马克思的讨论领域。关于这两位伟人，他总能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精神依然旺盛，态度轻松，充满活力与幽默。然而，他的口齿已变得不清，这或许与他曾遭遇的中风有关。他对此并不在意，坦言自己的言语表达和行动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他仍能自行站立或坐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坐下也变得越发困难。三位担任翻译的年轻女士，首先要理解他的话语，这无疑是一项挑战。她们多次在纸上写下疑问，请毛泽东审阅。随后，他会尝试重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是迅速地将想说的话清晰地写下来。整个过程进行得从容不迫，没有丝毫卑微之感，反而常常伴随着笑声。”

“由于翻译成了英语，毛能够对翻译进行校对。那时，我尚未意识到，毛曾持之以恒地学习英语多年。”

“我们的成就微不足道，我本人更是不会作诗。不过，我明白如何指挥战斗，并且能够赢得胜利。”我回应说：“您既懂打仗，又通诗词。”并紧接着补充道：“您是人民的领袖。”

施密特一直坚信，中国乃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度，素以不尚武著称。恰逢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载之际，德国之声的记者特地前往汉堡对施密特进行了专访。

◆晚年施密特。

记者提问：“自毛泽东离世已有三十年，国内外都经历了显著变革。站在当今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中国、乃至西方及全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施密特回应道：“在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国的历程中，他的贡献确实是不可磨灭的。提及他当年的外交交往，有一处尤为值得称道，那就是他未曾主动挑起战端。毛泽东曾预测，苏联与我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然而，他并未主动引发这场战争，而战争也未如期爆发。在朝鲜战争期间，他的态度始终保持着谨慎，直至美军逼近我国边境，他才作出干预。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场出人意料地显得异常克制与温和，这包括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施密特未曾预料，与毛泽东的交谈竟会涵盖如此广泛的话题。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全貌，到德国的哲学思想，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中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欧洲的安全议题到亚洲地区的各项事务......谈话临近尾声，施密特向毛泽东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他感慨道：“您的话语对我洞察国际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我之前，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已拜访过您，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人前来，咨询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这无疑加重了您肩负的责任。您的言论分量之重，举足轻重。”

此次会晤给施密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即便年事已高，他却依旧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决策指引着中国外交的方向。”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我与他面对面时，我禁不住联想到，作为一位革命领袖，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与列宁对苏联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列宁身边的领导层相对狭窄，而在中国，尽管领导层按比例来看并不算宽广，但鉴于我国辽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规模，领导层的人数却远超苏联。

在施密特的回忆录中，我们得以窥见毛泽东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外交手腕。无论施密特是否乐意，亦或是否察觉到对话内容的变化，每一次会晤始终围绕毛泽东所提出的话题展开，整个对话的节奏和走向亦由他主导。施密特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认可，毛泽东确实是一位智慧超群的杰出政治家。

在2006年，施密特携手德国驻华记者弗朗克·西伦，共同推出了一部访谈录。四年之后的2014年，这部作品的中文译本终于与读者见面。在采访了施密特与毛泽东的对话后，弗朗克·西伦表示：

“回望30年前的那次对话，令人称奇的是，毛泽东当时便精准地洞察到了日本、欧洲和美国所存在的深层次、长期性的根本缺陷。这些缺陷包括美国的过度扩张、欧洲各国的分裂不协，以及日本在亚洲地区缺乏成为领导力量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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