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自尽身亡后，以史可法为首的南北官绅面临的头等大事便是另立新君。针对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谈不上是诤言，更可能不是这位彼时举足轻重、可以左右拥立的兵部尚书的诚心之语。

顾诚老师在「南明史」一书中就曾指出，东林党人为了一己之私非常恶劣地坚决反对拥立福王，期间四处以“立贤”之辞进行游说的领头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党魁钱谦益。史可法作为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此时态度游移不定、思想进退两难。

史可法本身明知于情于理福王都是当时的新君第一人选，但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却非常优柔果断，定策之事一误再误。得知东林党人的态度后，便言福王“七不可立”，对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攻击，同时定好了一个折中方案另立他主，想着左右逢源、八方妥帖。

如此导致后来福王在等待观望中只得笼络求助南京周边的武将才最终上位。其后这些武将一个个以“定策”之功倨傲，各拥重兵偏居一隅节制朝堂，皇帝大权旁落，天子徒有其名，朝廷空有其表，君不是君，国之不国，南明也在苟延残喘中一步步走向瓦解。史可法因立君之事自知无颜面对“君父”，外出朝堂督师军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后来清兵攻破扬州，他据不降清以身殉国，虽大节不亏，但历史的主动一度掌握在他的手里。

而东林党人反对朱由崧的原因也挺搞的，当年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朱由崧的祖母），想立她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结果遭到信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东林党人在内的大臣群起反对，双方也就此对抗多年，后来又延伸了“妖书”“梃击”“移宫”等许多大案疑案。

可笑的是，后来他们却反对朱由崧以嫡亲伦序之姿接替皇位，一方面想拥立他者继续保持操弄政权的地位，另一方面害怕福王登基重翻旧案进行报复，转而公开标榜“立贤”之说，想必这也正是他们的恶劣之处，谁知兜兜转转皇位又来到了福王一脉。

不禁想，如果，如果史可法从一开始就果敢坚定迎立福王，明清易代的结局会不一样吗？南明会像东晋南宋那样偏居一隅吗？历史的走向会不一样吗？可惜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当然，也不能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历史进程一定是必然和偶然交织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