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

我的母亲浦熙修

袁冬讲述，李菁记录。

浦氏家庭

母亲的真名唤作浦媐修，在浦家族谱的记载中，她那辈的姐妹们在取名时，普遍倾向于在名字中加入“女”字边——比如三姨的名字叫做“安修”，而她的叔伯兄弟中，亦不乏诸如“姿修”、“婵修”等雅号。

大姨的“洁修”与母亲的“熙修”，均为后来所更改的名号。

大姨与母亲同根同源，均诞生于江苏嘉定，这块土地如今已融入上海的版图。浦家虽历史悠久，却非那般显赫的富贵豪门。外公浦友梧早年远涉重洋，求学他乡，于1912年抵达北京，并在北洋政府交通部担任会计科员。当时，母亲年仅七岁，外婆便带着两位女儿北上，投奔外公。在北京，家中迎来了三姨安修与舅舅通修这两位新成员。

那些深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束缚的外公们，往往将外婆对女儿的无私关爱误解为过度溺爱，甚至断言女儿即便接受教育也无实质益处。外婆与外公在女儿的学费问题上多次发生争执。在母亲的坚定支持下，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完成了高一的全部课程，然而，由于家境的困窘，她不得不遗憾地辍学。

为了谋生，她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门槛，投身于艺术的殿堂之中，并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圆满完成了学业。那是在1929年的夏日，当她看到昔日的同窗们纷纷步入大学校园，她的心中不禁涌起了阵阵羡慕。于是，她紧握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勇敢地尝试报考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没想到，她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录取。

母亲才华横溢，她曾涉猎数学、美术与音乐，擅长琴艺、绘画，毛笔书法更是笔走龙蛇。即便是在传统观念中崇尚男子的外公，也一致认为母亲是家中最聪慧的成员。外公的履历书也一直由她代为执笔。世人皆知母亲是一位杰出的女记者，却鲜有人知晓她在其他领域所展现的非凡才能。

“你母亲的书法与画作，实乃佳作！”

浦家姐妹在公众眼中颇具名气。1950年代的“两会”期间，大姨与三姨作为人大代表亮相，母亲担任政协委员，因而引发了人们对于名单上“浦修”家族成员众多的好奇。浦洁修，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并赴德国深造；三姨浦安修则曾在北平师范大学学习历史，后投身延安工作；舅舅浦通修在文革后曾担任高教部副部长一职。然而，追溯他们的家庭背景，并无显赫的家世，所有的成就都源自他们的不懈奋斗。三姐妹均就读于师范院校，这也映射出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优渥。

由于外婆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外公也随之提前赴南京就任，而大姨则远赴德国深造，因此，抚养当时年仅11岁的我和9岁的舅舅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比我年长八岁，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曾在一床被窝里共度了十四个春秋。在晚年，三姨曾向我吐露心声：“你娘出嫁的那一天，我痛哭流涕！”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三姨加入了众多怀揣着梦想、投身革命的大学生行列。1938年，她在延安与彭德怀将军喜结连理，这一喜讯是家人后来才渐渐知晓的。幼时，我还能隐约记得，长辈们对此津津乐道，无不惊叹于三妹竟然与那位声名赫赫的将领结为连理。

优秀女记者

在大学时光里，母亲与袁子英先生结缘，并于1932年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父亲起初在中学担任教职，后来转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的经理。神州国光社与陈铭枢的19路军有着深厚的联系，但由于其反蒋立场，不幸遭到查封。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名列通缉名单，迫不得已匆忙逃离，最终抵达了南京。1936年春天，担任私立学校国文教员的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以及舅舅一同搬迁至南京。

早年生活的坎坷砥砺了母亲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意志。她从不满足于仅作为家庭妇女，坚决拒绝在经济上对父亲形成依赖。1936年，母亲毅然踏足一家地产公司，应聘女性职员一职。尽管该公司当时拒绝接纳已婚女性，然而，公司高层被她在面试时递交的文章深深打动，最终将她引荐至《新民报》就职。

1930年12月6日，正当风华正茂的二十岁之际，浦熙修留下了那永恒凝固于镜头中的永恒瞬间。

起初，母亲在报社从事发行工作，不久后转岗至广告科。一次，因报馆人手告急，她被临时抽调以应对紧迫需求。她所撰写的稿件引起了报社社长陈铭德的关注，从而得以调入采访部，成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成为了《新民报》历史上首位女性记者。

“记者”这一职业，为母亲指明了她人生的航向。她的文字敢于直面时代的弊病，笔锋犀利而流畅，众多作品至今仍受到广泛的赞誉。往昔，浦熙修、彭子冈、戈扬和杨刚，在业界被亲切地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媛”。

1941年，母亲费尽心思，成功破解了当局新闻审查的严密封锁，撰写了《洋狗坐飞机》的报道，该新闻一时震惊全国；然而，到了1943年，她在重庆所撰写的两篇短新闻——《孔大小姐飞往美国完婚》与《女公务员为米粮请愿，孔副院长却予以拒绝》——却遭到了新闻审查部门的无情禁令，严禁刊登。这一事件险些引发报社遭受封禁的危机。

1945年8月，重庆城见证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宏大场景，双方最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一致。次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举行，这场关系国家前途与命运的盛会，自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的母亲，凭借其作为新闻记者的锐利洞察，决意对38位政协代表逐一进行深入访谈。在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她每日一篇，连续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推出专访文章。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以及众多知名人士，包括孙科、陈立夫、陈布雷、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傅斯年、张澜、沈钧儒等，他们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与立场，均被真实而生动地记录在案。这一举措，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痕迹，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篇不可多得的华彩篇章。

1946年6月的拂晓时分，身受重创的母亲被艰难地送回了家中。就在前一天，马叙伦等十位请愿使节自上海启程，前往南京，他们高声呼喊，呼吁停止内战，追求和平之梦。然而，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却遭遇了特务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残忍虐待。前来采访的母亲同样未能幸免于难，在数次试图突围的过程中，她连续遭到击打，受伤后仍紧贴在雷洁琼身旁，为她提供庇护，但随即又遭受了新的打击。我目睹了她旗袍被撕裂，斑斑血迹触目惊心，背部一侧从上至下淤血青紫，头发也变得稀疏而凄惨。她只能卧床侧卧，行动极为不便。

自那日之后，探望者络绎不绝。考虑到母亲所携带的物品已被特务一扫而空，新闻界的友人慷慨解囊，赠送了钢笔、手表等物品。时至今日，我仍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一块小巧的手表。

在重庆的岁月里，“浦熙修的家”在新闻界声名鹊起，成为了一处备受瞩目的沙龙。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络绎不绝，人们夜以继日地热议时事，交流新闻。在此期间，周恩来时常通过电话与母亲商讨如何发布对中共有利的新闻，我也曾有幸接过那位自称“大胡子伯伯”的周恩来与母亲的电话。

1970年，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总编李荆荪在台湾因被控为“共产党员”而遭拘捕。在遭受严酷的刑讯逼供时，平日里并不擅于交际的李荆荪在无奈之下，只得“供出”其所谓“上级”为浦熙修。实际上，浦熙修并非共产党员，却因台湾当局的误判，被当作李荆荪的“上级”，使得李荆荪被判无期徒刑。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母亲在国民党内部影响力之深。

母亲的情感世界

在那个秋冬交汇的季节，我偶然在母亲的抽屉深处发现了她与父亲离婚的公告，方才震惊地得知他们已各自扬帆，各奔前程。

袁子英的父亲，原籍湖北，曾在京城的中法大学圆满学业。早年，他与石评梅等同仁携手创办杂志，与石评梅的交往亦颇深。父亲文采横溢，曾屡次为母亲润色文稿。然而，在我幼年的时光里，他的作品在我看来却宛如风花雪月，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

实际上，父亲心中亦深植着民主的信仰。据母亲的一位旧友、董必武的亲信鲁明叔叔所言，在解放战争即将落幕之际，父亲也曾为共产党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尽管如此，他与母亲的性格大相径庭，或许他更期望母亲能成为一位典范的贤内助。而母亲则深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崇尚独立自主，对于那些依赖男性生活的人抱有轻蔑之情。她引以为傲的一生，始于17岁便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立，即便是婚后，我们学费的大头也由她承担，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求助于父亲。他们的社交圈也完全不同，父亲不愿涉足政治，更倾向于过一种宁静平和的生活。相比之下，母亲的立场则显得更为激进。

在1955年所著的自传中，母亲回忆说，在重庆的岁月里，她和父亲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至于这场裂痕的具体原因和发生的时间，我并不明了。但记忆中，1944年的那个夏日，一支由中外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前往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而母亲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女性记者，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亲自前往报社进行干预，由于种种原因，母亲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此事也让他们之间爆发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中曾提到：“……罗隆基与史良的关系，众人虽心知肚明……但浦熙修的出现，却出乎意料……史良女士在察觉之后，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段恋情。”至于史良与罗隆基之间的具体情愫，暂且不深入探讨。1939年，日军的轰炸波及重庆，我家搬迁至上清寺枣子南垭的犹庄，寄居在史良阿姨的宅邸中。史良阿姨的住所是一栋拥有独立庭院的楼房，我家则位于其侧翼的一楼，各自拥有独立的进出口。当时，史良阿姨已经与陆叔叔结为夫妻。

随后，我特意请民盟中央的一位资深前辈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他透露，史良女士的婚姻大事大约发生在1937年前后。在翻阅母亲的档案时，我发现她加入民盟的引荐人正是史良女士和罗隆基先生二人。据此推论，史良女士很可能将我的母亲介绍给了罗隆基先生。因此，我认为关于史良女士与罗隆基先生因我的母亲而分离的说法并不可信。

史良阿姨在那个时代声望极高，即便是年幼的我，也对她杰出的律师身份深有所知。众人常言，每当她出庭应诉，总能战无不胜。甚至有传闻称，她开庭前还会虔诚地进行香火祭拜。犹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步入中年，身形略显丰腴。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她那流利纯正的上海话，以及她那薄薄的嘴唇。人们常说，这样的特征往往预示着超群的口才。

自抵南京后，母亲与罗隆基的交情日渐加深。1946年岁末，周恩来所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梅园新村撤离，这一别离让母亲深感痛楚。次年三月，董必武离任之时，她的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几乎让人难以辨识她的面容。对她来说，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倾诉对象，内心的苦涩难以言表。因此，她常常造访梅园新村，那里已由民盟接管并继承了中共的资产，以便搜寻新闻线索。同时，母亲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记者，未能精通英语是一大遗憾。于是，她开始向罗隆基学习英语。罗隆基，一位才情横溢且见解独到的人物。

自父母分道扬镳之后，进入解放时期，父亲于上海另筑新巢。解放前夕，因他人逃往台湾，他不幸被冠以“资源委员会华东矿务局副局长”的空名，侥幸得以留下。然而，在1969年岁末，他不幸遭受迫害，终至英年早逝。

初至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有幸与三姨相遇。她竭力劝说母亲远离罗隆基，将他视作“资产阶级政客”。周围的朋友和亲戚对罗隆基的品行也普遍嗤之以鼻。即便在罗隆基的身边，也有传言称他曾经提到身边女子众多。或许正是这些传闻的叠加，我对罗隆基并无好感。起初，母亲带着我们姐弟搬进了北京饭店，那里每逢周末都会举办舞会。记得有一次，罗隆基身着洁白的西装邀请我共舞，但我却转身离去，那时我尚未满十六岁。

后来我方才知晓，罗隆基曾有过两段婚姻的历程。我深信，他与母亲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真挚的情感。母亲往昔从未在我和弟弟面前提起她与罗隆基的往事，直到我参军之后，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首次向我道出了这段旧事。她向我讲述，在解放的前夜，他们原本打算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当时的局势相当紧张，罗隆基还身患肺炎，因此婚礼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尽管两人后来都放弃了结婚的念头，但鉴于多年的情感基础，她认为以朋友的身份维持交往更为妥当。

自1949年起，母亲便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安家，该处位于灯市口的朝阳胡同。每逢周末，我和弟弟便会返回家中，与母亲共度温馨时光。与此同时，罗隆基先生亦居住在附近。谢蔚明，这位与母亲同事多年的同事，曾发表文章对“罗、浦同居十年”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指出此说缺乏事实依据。

狂澜中的母

解放伊始，母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首往昔，她仿佛每日都沉浸在灿烂的阳光下，对崭新的社会充满无限的憧憬与热情。然而，不久之后，她开始感受到政治上的困惑。那些曾与她无话不谈的党员朋友们，逐渐与她疏远了距离；在职场中，她曾以撰写独家新闻而闻名，然而随着新规定的出台，要求重大新闻必须使用新华社的通稿，她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

我的母亲在解放前曾遭受过特务的残酷迫害，甚至入狱，险些丧命，她怎么可能背叛党和国家呢？！

直到1980年代，我才得知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竟出自毛泽东之手，文中提到了我的母亲浦熙修。但至今我仍不清楚，她的名字为何会被提及。回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亲自接见母亲，并称赞她为“坐过班房的记者”；1957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时，又公开表扬了母亲所在的《文汇报》；周恩来在重庆时期也将母亲视为“我们的亲戚”。然而，令人费解的是，1957年她为何会在短时间内被称作“章罗联盟”中的“能干女将”？

在反右运动尚未展开之际，此类活动被简称为“提意见会”，随后逐渐演变为“鸣放”。在那个年代，我的母亲身为政协委员，曾前往东北进行实地考察，身处京城之外，且鲜少翻阅报纸。归来后，她仍旧专注于撰写调查报告，对于形势的演变知之甚少。然而，到了5月22日，罗隆基受邀出席统战部举办的座谈会，针对“肃反”等运动的失误和偏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举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紧接着，6月3日，他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参加一项会议。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民盟开始对罗隆基展开批判。到了21日，罗隆基重返国内，在昆明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形势，母亲告诉他只需进行自我批评即可，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她在政治上的认知尚显稚嫩。

不日，母亲频受批判，日以继夜，不得不供述与罗隆基以及所谓的“民盟右派系统”之间的往来。那时，《大公报》的高集受邓拓之嘱，于《文汇报》策划反击“右派”的行动：在家庭之中，母亲亦承受着沉重的压力。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民建的一员亲戚来访时，对我母亲几乎是采用训诫的口吻，逼迫她搜寻昔日的信件和日记——她后来解释道，那是因为高层领导的指示，她才执行此任务。

我的态度对母亲确实失当，每当大姨召唤我寻找特定物品，我总是遵命行事。因此，后来所谓的母亲“交出”罗隆基的情书及其他材料，并非出于她本人的意愿，而是包括我在内的周围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坚信自己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以为是在帮助母亲纠正所谓的“错误”。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云，母亲毫无防备，一度甚至萌生了放弃生命的念头。她的众多友人将她赞誉为美丽、纯真且心地善良的女性，对政治的深奥浑然不觉。我并非在为母亲进行辩护。然而，母亲仅是一名置身于白色区域的普通记者，与那个时代众多怀抱爱国热情、反抗日本侵略、抵制蒋介石统治、追求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无二致。她被党的民主与进步理念所吸引，从同情到支持，直至坚信不疑。在她过往的人生旅程中，从未有过涉足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经历。因此，当罗隆基成为她所信任的党派的对立面，当她不得不面对这两者之间的抉择时，她只能，也不得不做出后者。

在众人对所谓“协助”的裹挟中，母亲不得不多次执笔撰写检查书，诚心诚意地遵循党的要求进行自我批评，对罗隆基进行“检举”。而她的检讨与揭发文稿，也是在他人“美言”的衬托下，才得以在他们的赞同声中递上。或许，母亲内心深处还存有一丝期许：她坚信自己受到了冤屈，为了洗刷嫌疑，她甚至愿意将包括最私密的细节在内的所有信息公之于众，以期让世人洞悉她的无辜。然而，这样的举动却只会使事态持续恶化，让她越陷越深于政治的漩涡之中。

1965年的岁末，某日，我正身处北航的教研室，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带着哽咽，告诉我她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转瞬之间，到了次年，母亲的病情愈发严重。到了八月，我们家不幸遭遇了红卫兵的抄家，许多珍贵的书画也随之失落。居住在大姨家的外祖父，因无法承受抄家的惊吓而与世长辞；而三姨安修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受了批斗的折磨。她偶尔会来母亲那里洗澡，母亲目睹了她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这对命运多舛的姐妹，就这样被卷入了政治狂潮，无力自保。

美丽与哀愁

我的母亲浦熙修

袁冬讲，李菁记。

浦氏家庭

母亲的姓氏为浦，其真名乃是浦媐修。查阅浦家族谱可见，彼时她那一辈的姊妹们在命名时，普遍偏爱在名字中融入“女”字旁。例如，三姨的名字便是“安修”。而在她的叔伯兄弟中，亦有许多雅号，诸如“姿修”、“婵修”等。

大姨的别称“洁修”与母亲的“熙修”，均系后来所更的名号。

大姨与母亲同出一源，她们均诞生于江苏嘉定，那片土地如今已融入上海的怀抱。浦家虽然历史悠久，但并非显赫的富贵豪门。外公浦友梧早年远渡重洋，赴异国求学，于1912年抵达北京，并在北洋政府交通部担任会计科员。那时，母亲年仅七岁，外婆便带着两位女儿北上，投奔外公。在北京，家中迎来了三姨安修与舅舅通修这两位新成员。

那些深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束缚的外公们，往往将外婆对女儿的无私关爱曲解为过分的宠爱，甚至断言即便女儿受教育，也无实际益处可言。外婆与外公在女儿的学费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在母亲的坚定支持之下，她得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顺利完成高一的全部课程，然而，家境的拮据迫使她遗憾地选择了辍学。

为了生计，她毅然跨入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门，踏入了艺术的殿堂，并以半工半读的模式圆满完成了学业。那是在1929年的夏日，当她目睹昔日的同窗们纷纷踏入大学校园，心中不禁涌起了阵阵羡慕之情。于是，她紧握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勇敢地尝试报考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她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录取。

母亲才华横溢，她在数学、美术与音乐等多领域均有涉猎。她精于琴艺，绘画技艺高超，毛笔书法更是笔力遒劲，流转自然。即便在传统观念中推崇男性的外公，也一致认定母亲是家中最为聪慧的一员。外公的履历书，亦是母亲代为执笔而成。众所周知，母亲是一位杰出的女记者，然而，她其他领域的卓越才华，却鲜为人知。

“你母亲书法画得真好！”

浦家三姐妹在公众视野中享有盛名。在1950年代的“两会”期间，大姐与三妹作为人大代表登台亮相，母亲则担任政协委员，这一阵容引发了人们对名单上“浦修”家族成员众多的热议。浦洁修，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并远赴德国深造；三妹浦安修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修习历史，之后投身延安的革命事业；舅舅浦通修在文革结束后，曾担任高教部副部长的重要职务。然而，追溯他们的家世，并无显赫的背景，他们的成就皆源于不懈的努力。三姐妹均选择了师范院校深造，这也反映出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外婆的过早离世使得外公不得不提前前往南京履职，而大姐则远赴德国追求深造。于是，肩负起养育当时年仅11岁的我和9岁舅舅重任的，便是我那已年长我八岁的母亲。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深厚无比，曾同眠一床被窝，共同度过了十四个春秋。在晚年，三姨曾向我倾诉：“你母亲出嫁的那日，我泪如泉涌！”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三姨毅然投身于怀揣梦想、矢志革命的青年学子大军。1938年，她在延安与彭德怀将军喜结良缘，这一喜讯是家人后来才逐渐得知的。幼时，我尚能模糊忆起，长辈们对此津津乐道，无不为之惊叹，三妹竟与那位声名显赫的将领结为伉俪。

优秀女记者

在大学岁月中，母亲与袁子英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于1932年共结连理，步入婚姻的殿堂。父亲起初在中学执掌教鞭，后转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的经理一职。神州国光社与陈铭枢的十九路军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因其反蒋立场，不幸被查封。父亲因此受到牵连，名列通缉名单，不得不匆忙逃离，最终抵达南京。1936年春，担任私立学校国文教员的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以及舅舅，一同迁往南京。

幼年的艰辛磨练了母亲那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意志。她从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家庭主妇，坚决抵制在经济上对父亲产生依赖。1936年，母亲毅然决然地踏入一家地产公司，应聘女性职员。尽管当时该公司拒绝录用已婚女性，但公司高层被她在面试时提交的文章深深打动，最终将她推荐至《新民报》工作。

1930年12月6日，正值风华正茂的二十岁年华，浦熙修定格下了那凝固于镜头中的永恒瞬间。

起初，母亲在报社负责发行工作，不久后转至广告科任职。某次，因报馆面临人手短缺的困境，她被临时抽调，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工作压力。她所撰写的稿件引起了报社社长陈铭德的特别关注，这让她得以调入采访部，成为了一名记者，同时也荣膺《新民报》历史上首位女性记者的称号。

“记者”这一身份，为母亲照亮了她人生旅程的方向。她的笔触勇敢地直面时代的弊端，文字锐利而流畅，众多作品至今仍广受赞誉。昔日，浦熙修、彭子冈、戈扬与杨刚，在业界备受尊敬，被亲切地誉为新闻界的“四大名媛”。

1941年，母亲历经艰辛，成功穿透了当局严苛的新闻审查封锁，创作了《洋狗坐飞机》的报道，该新闻一时之间震惊了整个国度；然而，到了1943年，她在重庆撰写的两篇短篇报道——《孔大小姐飞往美国完婚》与《女公务员为米粮请愿，孔副院长却予以拒绝》——却遭到了新闻审查部门的无情封禁，禁止任何媒体刊登。这一事件几乎导致了报社面临被封停的严重危机。

1945年8月，重庆这座古城见证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壮阔画卷，双方最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共识。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这场关乎国家未来与命运的盛事，自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的母亲，凭借其作为新闻记者的敏锐洞察力，决意对38位政协代表逐一进行深入的访谈。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她每日一篇，连续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发表了专访文章。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以及众多知名人士，如孙科、陈立夫、陈布雷、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傅斯年、张澜、沈钧儒等，他们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与立场，均被真实而生动地记录在案。这一举措，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难得的辉煌篇章。

1946年6月的黎明时分，饱受重伤的母亲历经磨难，终于被艰难地送回了家中。就在前一日，马叙伦等十位请愿使节从上海出发，奔赴南京，他们高声疾呼，力主结束内战，追寻和平的理想。然而，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却不幸遭遇了特务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残酷折磨。前来采访的母亲同样未能幸免，在数次尝试突围的过程中，她屡遭击打，受伤后依然紧依在雷洁琼身边，为她提供庇护，但随即又遭到了新一轮的打击。我亲眼目睹了她的旗袍被撕裂，斑斑血迹触目惊心，背部一侧从上至下淤血青紫，头发也变得稀疏而凄凉。她只能卧床侧卧，行动极为不便。

自那日以来，访客如织，络绎不绝。鉴于母亲随身携带的物品已被特务洗劫一空，新闻界的友人们慷慨解囊，赠送了钢笔、手表等物品。时至今日，我依旧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一块小巧的手表。

在重庆的时光里，“浦熙修的居所”在新闻界内声名远播，蜕变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社交场所。这里常常座无虚席，宾客络绎不绝，人们夜以继日地热议时事，交流新闻见解。期间，周恩来先生经常通过电话与母亲商讨如何发布对中共有利的新闻。我也曾有幸接听那位自称“大胡子伯伯”的周恩来与母亲的电话。

1970年，时任《中央日报》总编的李荆荪在台湾因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而遭受拘押。在经历残酷的刑讯逼供过程中，平日不擅于应酬的李荆荪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其所谓的“上级”为浦熙修。然而，浦熙修并非共产党员，却因台湾当局的误判，被错误地视为李荆荪的“上级”，导致李荆荪被判无期徒刑。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了母亲在国民党内部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

母亲的情感世界

在秋冬季节交汇的时辰，我偶然在母亲抽屉的最深处瞥见了她与父亲离婚的公告，这才震惊地意识到他们早已各自起航，追寻各自的未来。

袁子英的父亲，祖籍湖北，曾在京城的中法大学顺利完成学业。早年，他同石评梅等同仁共同创办杂志，并与石评梅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父亲文采斐然，曾多次为母亲修改文稿。然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的作品在我眼中似乎只是风花雪月的产物，弥漫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怀。

事实上，父亲心底亦深深埋藏着对民主的坚定信念。据母亲昔日好友、董必武的密友鲁明叔叔所讲述，在解放战争的尾声，父亲也曾对共产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尽管如此，他与母亲的性格迥异，或许他更希望母亲能成为一位典范的贤内助。而母亲则深受时代潮流的熏陶，推崇独立自主，对依赖男性生存的人抱有轻蔑的态度。她引以为豪的一生，始于17岁便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即便在婚后，我们学费的主要部分也由她承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向父亲求助。他们的社交圈亦截然不同，父亲对政治保持着距离，更偏爱宁静平和的生活。相较之下，母亲的立场则显得更为激进。

在1955年所著的自传中，母亲回忆道，那段在重庆的日子，她与父亲的关系曾一度陷入裂痕。至于这场裂痕的具体成因与具体时刻，我并不甚明了。然而，在记忆的深处，1944年的那个炎炎夏日，一支由中外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奔赴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母亲作为唯一获邀的女性记者，却遭到了父亲坚决的反对。他亲自前往报社进行干预，种种原因交织，最终母亲未能成行。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他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执。

在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记载：“……罗隆基与史良之间的情愫，虽人皆心照不宣……然而浦熙修的介入，却显得格外突然……史良女士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果断地结束了这段感情。”至于史良与罗隆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此处暂不赘述。1939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波及至我家，我们搬至上清寺枣子南垭的犹庄，寄居于史良阿姨的宅邸之中。史良阿姨的住所是一栋带有独立庭院的楼房，我家便位于其侧翼的一楼，各自拥有独立的出入口。那时，史良阿姨已经与陆叔叔喜结连理。

随后，我特地请求民盟中央的一位资历深厚的资深前辈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他透露，史良女士的婚事似乎发生在1937年左右。在我仔细翻阅母亲的档案过程中，我发现她加入民盟的引荐人竟然正是史良女士与罗隆基先生两位先生。据此推断，史良女士或许是将我的母亲介绍给了罗隆基先生。鉴于此，我认为有关史良女士与罗隆基先生因我的母亲而分道扬镳的说法并不可信。

在那个年代，史良阿姨享有崇高的声誉，即便是年幼的我，也对她卓越的律师身份有所耳闻。人们常说，每当她踏上法庭，总能所向披靡。更有传言称，在开庭前，她还会虔诚地祭拜香火。我仍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步入中年，身材略显丰腴。然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她那流利而纯正的上海话，以及她那薄薄的嘴唇。人们常说，这样的特征往往意味着非凡的口才。

自抵达南京以来，母亲与罗隆基的友谊愈发深厚。1946年的岁末，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自南京梅园新村撤离，此别让母亲倍感心痛。次年三月，董必武离任之际，她的眼中含泪，几乎模糊了她的容颜。对于她而言，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倾听者，内心的苦楚难以用言语表达。因此，她时常造访梅园新村，那里已被民盟接管并承继了中共的资产，以期获取新闻线索。同时，母亲一直觉得，作为一名记者，未能熟练掌握英语是一大遗憾。于是，她开始向罗隆基学习英语。罗隆基，一位才思敏捷且见解独到的人物。

自父母离异后，步入解放年代，父亲在上海另行搭建了新的居所。在解放前夜，由于他人逃往台湾，他不幸背负了“资源委员会华东矿务局副局长”的虚名，却幸免于难，得以留存。然而，在1969年的年底，他不幸遭遇了迫害，最终英年早逝。

初抵北京的岁月里，我有幸遇到了三姨。她竭力劝说我母亲远离罗隆基，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政客”。身边的朋友与亲戚，对罗隆基的为人亦多抱有轻视。即便在罗隆基的身旁，亦不时听闻他周旋于众多女子之间。或许正是这些传闻的累积，我对罗隆基并无丝毫好感。起初，母亲带着我们姐弟搬入了北京饭店，那里每逢周末都会举行舞会。记得有一次，罗隆基身着洁白的西装，邀请我共舞，我却毅然转身离去，那时的我尚未满十六岁。

后来，我才了解到罗隆基曾历经两次婚姻。我坚信，他与母亲之间曾有过一段深刻的情感纽带。母亲过去从未在我与弟弟面前提及她与罗隆基的过往，直至我应征入伍后，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首次披露了这段尘封的往事。她向我娓娓道来，在解放前夕，他们本打算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当时的局势异常紧张，罗隆基又不幸患上肺炎，婚礼因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延期。尽管两人最终都放弃了结婚的念头，但考虑到多年的情感积淀，她认为以朋友的身份继续交往更为适宜。

自1949年起，母亲便在位于灯市口朝阳胡同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定居。每个周末，我和弟弟都会回家，与母亲共度一段温馨的时光。与此同时，罗隆基先生亦在邻近的住处居住。谢蔚明，这位与母亲共事多年的同事，曾撰写文章对“罗、浦同居十年”的说法表示质疑，并明确指出这一说法缺乏确凿的事实根据。

狂澜中的母

建国之初，母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首过往，她宛如天天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对于崭新社会满怀憧憬与热情。然而，不久后，她开始感受到了政治上的迷茫。那些曾与她无话不谈的党员朋友，渐渐与她拉开了距离；在职场中，她曾因撰写独家新闻而声名鹊起，但新规定出台后，要求重大新闻必须使用新华社的稿件，她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我母亲年轻那会儿，解放前她不幸遭遇了特务的极端折磨，甚至被监禁，命悬一线，她怎能对党和祖国心生背叛呢？！

在1980年代之前，我方才意识到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那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竟是毛泽东亲自执笔之作，其中提到了我的母亲浦熙修。尽管如此，我至今未能明了为何她的名字会被纳入其中。追溯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曾亲自接见并赞誉母亲为“坐过班房的记者”；1957年3月，在会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时，毛泽东又公开表彰了母亲所在的《文汇报》；在重庆时期，周恩来亦将母亲视为“我们的亲戚”。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何1957年她会在短时间内被冠以“章罗联盟”中“能干女将”的称号？

在反右运动尚在酝酿阶段，这类活动被称作“提意见会”，随后逐渐演化为“鸣放”。在那个年代，我的母亲作为政协委员，曾远赴东北进行实地调研，身处京城之外，且很少翻阅报纸。归来后，她仍旧专注于撰写调研报告，对于形势的变迁了解不多。然而，到了5月22日，罗隆基受邀参加统战部举办的座谈会，就“肃反”等运动的失误和偏差发表了个人见解，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紧接着，6月3日，他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参加一项会议。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民盟开始对罗隆基进行批判。到了21日，罗隆基返回国内，在昆明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形势，母亲告诉他只需进行自我批评即可，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她在政治上的认识尚显不成熟。

不久之后，母亲频繁遭受指责，日夜不停，只得供述与罗隆基及所谓的“民盟右派体系”之间的联系。当时，《大公报》的编辑高集受邓拓之托，在《文汇报》策划了对“右派”的反击行动。在家中，母亲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一幕至今仍清晰如昨，记得一位民建会员亲戚来访时，对我母亲的态度近乎训斥，逼迫她找出昔日的信件和日记。她后来解释说，那是因为高层领导的指令，她才不得不执行这项任务。

我的举止对母亲确实不妥，每当大姨召唤我寻觅某件特定物品时，我总是无条件遵从。故而，后来所谓母亲“交出”罗隆基的情书及其他资料的举动，并非出于她个人的意愿，而是包括我在内的周围人施加压力的后果。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深信自己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误以为是在协助母亲纠正所谓的“错误”。

面对这场突发的政治变幻，母亲毫无防备，一度甚至产生了放弃生命的想法。她的众多朋友将她赞誉为美丽、纯真、心地善良的女性，对政治的深奥一无所知。我并非要为母亲辩解。但母亲只是身处白色区域的普通记者，与那个时代众多怀揣爱国情怀、反抗日本侵略、抵制蒋介石统治、追求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无二致。她被党的民主与进步理念所吸引，从同情到支持，直至深信不疑。在她的人生历程中，从未有过介入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经历。因此，当罗隆基成为她所信任的党派的对立面，当她必须面对这两者之间的抉择时，她只能，也不得不选择了后者。

在众人对所谓“协助”的推动下，母亲不得已多次提笔写下检查书，诚心诚意地按照党的要求进行自我批评，对罗隆基进行所谓的“检举”。而她的检讨与揭发稿件，也是在他人赞誉之词的映衬下，才得以在他们的附和中递送。或许，在母亲心底，仍留存着一丝希冀：她坚信自己遭受了不白之冤，为了洗清嫌疑，她甚至愿意将包括最私密细节在内的所有信息公之于众，以期让世人明了她的清白。然而，这样的行为却使得局势愈发严峻，让她愈发深陷于政治的泥潭之中。

在1965年的岁末，某日，我正坐在北航的教研室里，突然接到了母亲的来电。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哽咽，向我传达了一个沉重的消息：她被确诊患有直肠癌。时间匆匆流逝，次年母亲的病情愈发恶化。到了八月，我们的家庭不幸遭遇了红卫兵的抄家，许多珍贵的书画也随之散失。居住在大姨家的外祖父，因承受不住抄家的惊吓而离世；而三姨安修也未能幸免，她遭受了批斗的苦难。她偶尔会到母亲那里洗澡，母亲看到她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这对命运坎坷的姐妹，就这样被卷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狂潮中，无力自保。

20世纪50年代，浦熙修（居于左侧）与浦安修并肩漫步于中南海的永福堂内。

浦二姐谈笑风生，眼角那对酒窝愈发迷人，她的自信仿佛能溢出言表。的确，在那个毛主席指引的时代，她远在国外，正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至于《文汇报》因错误而导致销量急剧下滑至两万份，她个人实无责任可担。然而，那些革命左派却将她视为《文汇报》重大错误的罪魁祸首，指责她将罗隆基的政治观点引入了该报。

“有人声称《文汇报》与罗隆基有所关联，这实属无稽之谈。《文汇报》始终是一份属于人民的报纸，受到了党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支持。自去年10月复刊以来，我们的编辑方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而确立。关于我们报纸在近期内出现偏离正确方向的情况，我们报社内部正在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是我必须公开声明的事实。”

然而，7月1日，《人民日报》再度刊登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笔触依旧流露出毛主席的风格。这篇社论宛如当头一棒，直击《文汇报》编辑部。社论中指出：“尤为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正是在该报倾向资产阶级的时期执掌大权，承担重任，难以抽身。编辑部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领导者，指责者态度坚决，辩解者则予以否认，且明确指出，这属于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在这两位领导者之间，还潜藏着一位，那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浦熙修——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杰。”

“你就是那位曾被监禁的记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典盛大召开。浦熙修荣幸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幅照片系苏联摄影师所捕捉的珍贵影像资料。

确实，她因秉持对共产党的支持，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党的危难时刻，她不遗余力地助党一臂之力，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的打压与逮捕。然而，如今毛泽东在她身上划下了鲜明的记号：“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便是《文汇报》中的民盟右派势力。”自此，罗隆基成为了《文汇报》的幕后黑手，而章罗联盟也成为了这次反右斗争的关键目标。

浦二姐细读着那篇社论，面色变幻无常，手中的报纸微微颤抖，透露出她内心的强烈起伏。她愤怒地质疑：“所谓的章罗联盟纯粹是无稽之谈，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恶劣，怎能说他们有联盟？罗隆基纵使是我的朋友，也从不过问《文汇报》的运作，更别提我的私事，他无权插手……”她立刻拨通了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电话，却被告知他“不在”，随后又接连联系了多位相识的领导，得到的答复均是“不在”。她渐渐明白，这些高层官员纷纷回避，显然不会再接见她。于是她停止了外出，默默等待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波。

自那时起，浦二姐鲜少踏入办事处之地，我们唯有依赖报纸来获知她的动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的候补委员，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她肩负多重职务，却也屡屡成为批判的对象。全国政协、民盟中央、民盟北京市委对她展开了批判，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妇联同样未曾对她手软。与她并肩遭受批斗的，还有徐铸成。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徐铸成不可避免地被带到北京，全国人大、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民盟中央的批判会议中，他的名字自然也在列。

上世纪60年代初，浦熙修的面容已不复往日的笑靥，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憔悴与岁月的痕迹。

05

人民大会堂与政协的批斗场景尚能保持一定的文雅，而新闻工作者的批斗会却截然相反。我处两位记者曾受命出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批斗会，归来时不禁连连叹息，摇头不止。他们所述，与会者遍及全国，记者人数逾四百。按常理推测，这些人理应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在批斗会上，众多记者却拍案而起，指着徐铸成、浦熙修的鼻尖，痛加斥责，神情凶狠，言辞尖刻。他们为彰显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右派的深切憎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二人不仅每日都身处激烈的冲突之中，甚至有时在一天之内便会经历多次冲突。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了他们遭受批斗的消息。这些报道迫使徐铸成和浦熙修交代的问题，自然是如何通过浦熙修，罗隆基得以操控《文汇报》的内幕真相。

然而，在鸣放之际，徐铸成远在苏联境外，直至五月中期才重返北京；浦熙修则困于东北，直至五月末方才踏入京城；罗隆基于6月3日再次踏上征程，前往斯里兰卡，出席世界和平会议。鉴于三人的行踪迥异，他们未能聚首一堂。即便罗隆基意图对《文汇报》施加影响，亦因无法接触而难以着手。

罗隆基回到云南，恰逢反右运动进入高峰期，看到报纸上充斥着针对他、浦熙修、徐铸成、章伯钧的指责和批判文章，感到极度愤怒。他立刻给浦熙修拨通了电话，愤慨地质问：“我和《文汇报》有什么关系？你究竟是如何将所谓的黑线带入该报的？你必须向我解释清楚，对此我毫无解释的余地，即便粉身碎骨，我也决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场跨越千里的对话，为革命左翼阵营注入了新的力量，被誉为“对抗与防御的联盟之策”。然而，实际上，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友情已是岌岌可危，边缘摇曳，即将破裂。

罗隆基

浦二姐的命运多舛，无论是在批斗会的残酷场景中，还是在自家的阴霾中，她都饱受着无尽的折磨。她四处搜寻，试图找回自己的日记以及罗隆基所写的信件，而她的姐姐与妹妹在协助她的同时，忍不住责备她：“我早已劝你分门别类，但你却执意将它们混放，说什么多年的情谊，如今看来……”她承受着无尽的屈辱，心中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幸好组织及时将她的女儿冬林调至她身边照料，这才让她免于做出愚蠢的举动。

“我承认并接受《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之间的关系。”她进一步解释：“罗隆基通过我之手对《文汇报》产生了影响，改变了其政治方向。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在两位领袖之间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这番话终于触及了问题的关键，使得这场批判得以平息。

在经历了政协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连续一个半月的批判斗争后，至8月份，她再次被调动至民盟中央，继续遭受对罗隆基的批判。

在民盟中央召开的有关清算罗隆基的会议上，浦熙修虽然化身为批判的排头兵，但她的精神已被彻底击垮。她低垂着头，静静地坐在那里，宛如僵化的躯体，不敢直面她挚爱的伴侣。

她无力地照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缓缓朗读，为了凸显对对方的深切痛恨，在提及他的名字时，刻意穿插了几个令人难堪的贬义词。

她的声音微颤，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不停。被迫说出那些非己所愿的话，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痛楚难以用言语表达。罗隆基能否理解她，原谅她？

罗隆基与她断交。

本文的作者姚芳藻及其配偶梅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06

经过在社会主义学院一年的系统学习与劳动锻炼，浦熙修同志成功解除了右派分子的身份。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将她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赋予她文教组的副组长一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继续参与《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工作。

她累计编撰了55册《文史资料选辑》，其中不乏耗时半年之久的精心力作，例如乐松生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上海锦江饭店的女主人董竹君所撰写的12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也是她倾注心血改写的佳作。她曾说过：“若不能成为新闻界的记者，那就成为记录历史的记者吧。”

自她告别《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后，便在西城锦什坊街觅得一处居所，虽面积不大，装饰简约，却附赠了一个精致的小院，显得分外静谧。她细心地将屋内打扫得焕然一新，并在墙上挂上了一幅心爱的齐白石画作。这幅画是数年前她在拜访齐白石大师时所得，由大师亲笔绘制，画中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蜻蜓轻点水面，价值仅为20元。齐白石曾言，若画作中增添一只蜻蜓，便需额外支付3元。浦熙修当时毫不犹豫地购得了这幅画，一直珍爱有加，直至迁入新居，方才将其取出，公之于众。

1955年盛夏时节，我置身于北京北海公园的绿意之中，自左而右，依次是钱辛波、赵超构、浦熙修三位。

1965年的岁末，不幸降临至她身上，直肠癌的阴影笼罩了她，迫使她接受了手术治疗。次年，病魔再次无情地卷土重来，她不得不重返医院接受治疗。然而，那时正值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当他们得知她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后，便策划了一场批斗大会，将她从医院中强行驱逐，宣称医院不应为右派提供医疗服务。

她不得不回到家乡。但那里并非疗养的理想之地。红卫兵的抄家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夺走了她银行里的积蓄、价值连城的金银首饰，还有朋友们从海外带来的珍贵礼物，甚至连齐白石的名画也被洗劫一空。这一切，都源于她曾入狱于国民党，尽管待遇还算体面。相比之下，隔壁的房东太太却遭受了红卫兵的残忍对待，被他们无情地打死。从此，她的住所变成了红卫兵的指挥中心。他们在此进进出出，忙碌不堪。那位所谓的“红司令”更是盛气凌人，整天高声呼喝。

那些掠夺而来的物资源源不断涌入，房东太太的居所已变得拥挤无比。无奈之下，她只得打开浦二姐家的门户，将那些物品搬运至自己家中。在这样的状况下，浦二姐怎能静心疗愈？

彭德怀与浦安修

她已无路可退。她的兄弟姐妹们皆历尽磨难，生命几近枯竭。大姊夫在牛棚中惨遭迫害，终以悲剧收场，姐姐则遍体鳞伤，红肿与淤青交错，妹妹及其家人亦遭受重创，境遇更为悲惨。

她被病魔囚禁于家中，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行动艰难，周围没有亲人的温暖相伴。女儿和儿子正投身于单位的体育活动，无法与她同在。

幸而，邻里中有刘婶这位仁慈的长者，日夜守护在浦二姐身边。她不仅为她洗衣做饭，更亲自为她寻医问药，亲自为她注射药物。原来，医院中有一位徐医生，他对医院拒绝为右派病人提供治疗的做法深感不满。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来到浦二姐的家中，亲自为她进行诊疗，开具药方，并指导刘婶如何购买所需药品及正确施针。

浦二姐日渐身形消瘦，身旁仅刘婶一人相依为命。她时常缅怀起新中国成立的辉煌岁月，向刘婶倾诉，渴望能再次穿上那件曾与她一同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西装。她已不再留恋尘世的喧嚣，毅然决然地取出了医生为挽救她生命而植入的管子，闭上双眼，平静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1970年4月23日逝世，享年60岁。